千禧年之际股票低息配资，杭州因阿里巴巴的崛起，开启了电商时代的序幕；20多年后的2025年，这座城市又因“杭州六小龙”的涌现，站上科技创业的潮头。
今年5月，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、十二届省政协副主席、浙江省科技厅前厅长周国辉推出了新作《有为与有效：解码“杭州六小龙”背后的科创生态》。作为浙江科技创新进程中的亲历者、观察者与推动者，他在书中融汇了十多年来的实践洞察与阶段性思考，为读者剖解杭州何以成为创新企业的生长沃土。
《有为与有效：解码“杭州六小龙”背后的科创生态》 周国辉 | 著 中信出版集团
周国辉的职业生涯贯穿浙江县市与省级机关多个岗位，他曾在永康、台州、舟山等多地工作。2008年起任舟山市市长，2013年执掌浙江省科技厅，2018年转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。如今，周国辉作为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，仍在投身浙江科技创新和科普服务工作。
“杭州六小龙”现象引发广泛关注的同时，也带来一个更深层的追问：“为什么是杭州？”在周国辉看来，答案并非某单一优势所致，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生态结果。他在书中提出一个“创新公式”：成功 = 政府（阳光）× 市场（土壤）× 人才（种子）× 文化（气候），政府规划的“阳光”、市场培育的“土壤”、人才会聚的“种子”、创业文化的“气候”，四者共同作用，才构成了滋养创新的“热带雨林”。
近期，《经济观察报》专访了周国辉，试图通过他的视角，解读浙江在创新生态构建中的独特路径与底层逻辑。
以下为访谈内容。
浙江科创“基因”进化论
经济观察报：你认为“杭州六小龙”的创始人与传统浙商有哪些异同点？
周国辉：10年前，我在一个企业组织的科技创新活动中说过：“乞火不若自（取）燧”。这是《淮南子》里面的一句话，即与其去借火种，不如自己来敲石生火。后来这家企业用作企业格言。传统浙商主要靠“四千精神”（走遍千山万水、说尽千言万语、想尽千方百计、吃尽千辛万苦）打天下，依靠成本优势和市场敏锐度抢占先机。目前，浙商正经历集体性的代际交接阶段，“新浙商”在传承父辈创业精神的同时，应当成为这种“燧石精神”的践行者。
“新浙商”的“新”体现在三方面：一是动能之新，即以创新驱动取代低成本扩张，依靠核心技术构建企业护城河；二是领域之新，即进军数字经济、生命健康、新材料、高端装备等前沿领域，他们不再是产业链末端的加工者，而是标准制定者、生态构建者；三是使命之新，即从“独善其身”转向“兼济天下”，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市场主体，“新浙商”更要自觉地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战略。他们深知，企业的长期价值不仅体现在年度财报上，更体现在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度上。
当然，“新”与“旧”并非割裂对立。今日的“新浙商”，依然传承着老一辈“敢为人先、勇当弄潮儿”的精神气质，保持着“白天当老板，晚上睡地板”的奋斗作风。不同的是，他们在坚守实业的同时，更加注重科技驱动；在追求效率的同时，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；在开拓市场的同时，更加重视社会责任。
经济观察报：能否举个例子说说在“杭州六小龙”的引入和发展中，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
周国辉：拿强脑科技来说吧，其创始人韩璧丞是北方人，当时他人在美国。之所以选择来到杭州，是因为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的团队主动赴美与他对接，政府团队并没有承诺政策优惠或土地等条件，而是首先深入探讨了他所研究的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方向。这种“懂行”的交流，让韩璧丞感受到了认可，最终被杭州的诚意和专业性所打动。在强脑科技落地杭州后，政府当然也给予了实质性支持。例如，在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推广中，政府主动帮助其对接康复医疗的行业资源，推动技术在实际场景中验证和使用。
许多企业最终选择杭州，并不是说杭州的政策特别优于其他地方，而是杭州的产业和创新生态更适合他们的需求和发展。企业看重的不仅是杭州的政策，是这里更懂产业、更重服务、更尊重创新生态。这种支持不是简单“给钱给地”，而是体现在发现企业、尊重企业、精准服务企业上，在企业需要的不同阶段提供恰到好处的支持。
经济观察报：2015年你曾访问美国硅谷，你认为杭州的创新生态与硅谷相比，还有哪些不同？
周国辉：2015年，我到美国硅谷考察访问时，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“硅谷何以为硅谷”，当时一位美国友人向我推荐了《天才地理学》这本书，书中总结了世界上6座“天才之城”，第一个城市是雅典，最后一个城市是硅谷，第二个城市却是杭州。由此可见，杭州本身有着深厚的创新传统。早在1000年前，杭州可能就是全球的创新中心，类似于现在的硅谷。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，不足为训。
现在，我们不应简单地将硅谷视为模板，而更应关注其本质——它以科技与人才为核心驱动力，是一个高度集聚年轻人与创新要素的区域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杭州正朝着相似方向积极发展，并已取得显著进步。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中，杭州排名第十三位，相比去年上升一名。
当然，我们与硅谷仍存在差距。硅谷的科技原创能力、大企业的引领作用仍值得我们学习，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差距，并且在原始创新层面加强努力。但是，杭州乃至浙江的路径，也不应该是复制硅谷，而应立足自身特色——比如发展“特色小镇”模式，走“小而美、专而精”的路线，实现差异化创新。
政府“有为”之术与创投“投人”之策
经济观察报：你曾任职浙江省科技厅厅长，作为省级政府的科技行政部门，如何判断一个产业或一家企业值得支持？
周国辉：我们的判断基于几个维度：首先，最根本的是看其是否符合国家、省、市的产业发展方向和政策清单，这是大的前提。其次，我们不能仅凭名目或口号就做决定，必须深入实地调研，考察项目的真实性和团队的实干能力。要警惕“挂羊头卖狗肉”的现象，避免被概念炒作所误导。第三，要高度重视社会化、市场化的评价机制。这不仅包括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专业意见，更重要的是参考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选择。风投的市场化判断往往比政府更敏锐、更准确，他们的投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发现和筛选机制。
当然，任何机制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绝对不出错，个别项目的失败难以完全避免，但通过遵循产业规律、把握科技趋势、坚持实事求是和公平原则，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决策科学性，系统性降低“选错赛道”的风险。
经济观察报：随着“杭州六小龙”等科创新军的出现，你认为政府的“有为”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？
周国辉：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已完全不同以往，政府支持的方式必须与时俱进。首先，政府要深入了解技术的发展趋势，深入把握技术演进路径和区域资源禀赋，做到科学决策、理性布局，避免盲目跟风或重复建设。推动产业发展不能只看方向，还要看是否具备形成集群和生态的可能。其次，政府要善用市场化机制，尤其要发挥风险投资等社会化资本的力量。他们比行政部门的判断更敏锐、更贴近真实创新节奏。政府应当充分借助这类专业力量进行产业筛选与企业培育。同时，政府也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，培养一批懂科技、懂技术的干部，能够在新环境中科学研判、有效作为。
经济观察报：书中提到，“杭州六小龙”中至少有4家获得过浙江创投机构的投资。那么据你观察，浙江资本形成了哪些投资方法论？他们投资的重点产业有哪些？
周国辉：根据我的观察，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维度：首先，他们拥有专业的评估团队，会基于严谨的分析去投资；其次，他们重视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研判，并密切关注不同城市的产业定位与政策导向；第三，他们重视研究国家政策导向，密切关注政府鼓励和支持的领域，以确保投资项目符合宏观发展方向，并能有效借助政策资源。
以普华资本为例，这家机构目前规模位居全国前列，其董事长曹国熊拥有二十余年投资经验，始终坚持“投早、投小、投科技”的策略。虽然早期科技投资风险较高，但他们认为长期回报潜力大。曹国熊在做投资决策时，往往不拘泥于商业计划书的细节，而是更注重与创业者直接交流。通过对话，曹国熊会重点考察三个方面：一是创始人对产业和技术的理解深度；二是其创业决心与专注度；三是通过言谈举止来判断创始人的综合素质与成功概率。他觉得，投资本质上就是“投人”，有时在短短20分钟的交流中，就能做出是否投资的关键判断。
目前，浙江资本重点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：首先是人工智能及其相关领域，其次是智能制造，第三是新材料与新能源，第四是生命健康产业。在实际投资决策中，机构并不会机械地遵循清单，而是深入评估每家企业的具体状态、技术实力和发展潜力。既要把握方向性和框架性的产业趋势，同时也要保持开放性，积极响应全新的技术需求和市场机会。
经济观察报：浙江有诸多特色小镇，“杭州六小龙”之一的游科互动就位于艺创小镇。与传统的高新区相比，特色小镇这样的载体对于培育科创企业有什么优势？
周国辉：特色小镇是浙江推动产城深度融合、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。与传统高新区或经济开发区相比，它的优势集中体现在“三生融合”，即生产、生活与生态的协同发展。
浙江探索特色小镇是从云栖小镇开始的，虽然最早时面积不大，通常只有几平方公里，但每个小镇都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主题构建创新生态。它不仅强调产业发展，更注重营造适合人才工作与生活的整体环境，从而避免了过去园区常见的“产城分离”问题，比如长距离通勤带来的钟摆效应、区域功能单一导致的“鬼城”现象，以及公共服务与产业需求不匹配等困境。
此外，特色小镇还打破了传统产业园区功能单一的局限，诸如打造24小时活力社区，让创新人才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无缝切换。这种环境更有利于深度思考与创意孵化，尤其吸引年轻创业者和科技企业聚集。
另外，生态环境保护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，在缺乏常住人口的区域，环境监管往往更为薄弱，更容易出现监管盲区。事实上，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非对立关系，而是可以协同推进的。因此，特色小镇模式是一条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新型发展道路。
当然，后来在全国一些地方的推广过程中，也出现过一些问题。主要是盲目跟风、追求数量，脱离实际条件搞“运动式”建设，导致部分小镇空心化、缺乏真正产业内涵，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特色小镇这个模式。
经济观察报：有很多媒体都提出了“杭州模式”，你怎么看？“杭州模式”可复制吗？
周国辉：我不主张简单提“杭州模式”，而更倾向于用“范式”这个概念。模式往往意味着固定甚至僵化的套路，一旦形成就难以调整；而范式则更侧重于方向性的引领和价值取向的共识，它是灵动的、开放的，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。
很多人问我，杭州或者浙江的范式能否被复制？我也不认同“复制”这个说法。真正的发展经验很难像技术一样被克隆，生搬硬套往往难以成功。我更倾向于用“学习借鉴”，就像我们以前到其他地区考察，在回来的总结会上，会学习借鉴一个好做法、好作风和好理念，但完全照搬是不可取的。我们真正要学习的，是他人发展中所体现的精神内核、理念共识以及进取状态。还有许多地区在推动工作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，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，克隆的做法成功率极低，也缺乏创造性。
杭州下一步：聚焦“人工智能+”
经济观察报：你的书中提到，安徽合肥是创新驱动方面的一匹黑马，你觉得合肥在科创方面的经验有哪些值得杭州学习？
周国辉：合肥近年来的快速发展，有其明显的后发优势和内在合理性。首先，在长三角地区，与上海、浙江和江苏相比，安徽仍处于追赶阶段，这种落差恰恰成为其强劲发展的内在动力。其次，合肥在科技原创能力方面表现突出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重要支撑，拥有多个国家级实验室，其技术实力不容小觑。与此同时，安徽也涌现出了以科大讯飞为代表的科技标杆企业，显示出良好的创新生态。第三，安徽省委、省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上展现出持续投入的决心。我前些年到马鞍山等地调研时，对此感受尤为深刻。合肥在国资投资模式上的创新，从已有的案例看是成功的。
2017年，我随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安徽学习考察，深感安徽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，安徽拥有不少大国重器，而浙江当时一个都没有。省里当时就提出，对于浙江而言，科技创新是一个短板，而且是第一短板。浙江通过科技大市场可以把全国的技术买进来，但自主源头的创新能力还相对不足。正因如此，浙江近十年来逐步构建起包括“之江实验室”在内的十大实验室体系，并积极争取国家实验室布局。
当然，浙江与安徽也并非竞争关系，两省地缘相近、人缘相亲，联系也很紧密，在浙江工作生活的安徽人也数量众多，两省的互补性也很强、合作空间很大。
经济观察报：在你看来，浙江下一代“小龙”可能会在哪些领域诞生？政府应该如何为这些未知的、前沿的领域提前布局和“修路”？
周国辉：我的关注点可能更集中在“人工智能+”上，尤其是如何通过“人工智能+”赋能实体经济、探索未来产业以及服务民生等重点领域。当然，生命科学、新材料和新能源等产业领域同样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。
对于政府如何做，我想首先是通过制定一些规划，按照规划来引领发展。其次，必须坚持差异化发展。浙江各地市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不尽相同，绝不能搞同质化竞争。同质化只会导致资源分散、低效配置，甚至引发恶性竞争与市场无序，最终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和健康产业生态。第三，还要高度重视社会需求和市场导向，政府应加强对市场和企业的科学调研，充分听取产业界的意见与建议。政策的制定不能脱离实际，而应建立在对现实需求的客观把握之上，这样的政策才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。
经济观察报：浙江的“八八战略”已实施二十余年，未来它在浙江将如何继续发展？
周国辉：“八八战略”必须坚定不移地践行，但要结合新的实践迭代推进、丰富发展。
未来演进主要会聚焦以下几方面：首要的是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突破“成长的烦恼”和“天花板”，依靠改革创新实现跃升；其次，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，发挥浙江数字基础优势，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；第三，浙江自然资源禀赋（除山海资源外）相对有限，人多地少，发展空间相对受限，环境承载力也较为紧张。在此条件下，浙江要坚定不移践行“两山”理念，走好绿色发展之路；第四是开放，当前，全球化的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但是，对于浙江经济和浙商而言，要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，推动浙商从“卖全球”转向“全球运营”，构建具有全球视野的商业文明。第五，改革至关重要。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关键，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，需打破数据壁垒、促进数据开放流通，并重视科技伦理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财富分配问题，如何搞好二次分配，实现共富共享。
（作者 刘亚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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